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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璀璨的文明(12 / 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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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土耳其、希腊人的血统,所以在母语之外,他还懂得土耳其语,之后又学习了法语。通晓三国语言,让他的阅读范围变得比寻常人广泛,学识与思维也阔达许多。在这个基础上,他对语言的运用显得比大多数人娴熟,在别人眼里,他成为一个诗人是早晚的事情。

1887年,19岁的邵基被家族送到法国留学,在这期间,他接触了大量优秀的法国文学,包括雨果、拉马丁、拉封丹。回国之后,他毫无悬念地进入宫廷任职,成为国王阿拔斯二世的御用诗人。

这样安逸的文学生活过了20年,他的作品鲜有苦涩,大多是为执政者歌功颂德的宏伟诗篇,虽然同样具有不菲的文学价值,却总是少了些生活气息。直到1914年,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,英国赶走了埃及国王,拥立了亲英的侯赛因·卡米勒。邵基第一次体会到恐惧与愤怒,于是他的诗歌空前的愤慨,具有尖锐的批判性。这一次爆发,得罪了英国人,他被流放到遥远的西班牙。

流亡的日子,对身心是一种折磨,但自古“文章憎命达”,越是绝望的处境,越能击发文学家的创作激情。于是邵基在这个时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,大多围绕着怀念家乡、追溯历史、凭吊遗迹展开,比如著名的诗篇《尼罗河》。

◎再也不是潇洒的贵族

一战结束后,邵基终于回到久违的家乡。然而此时的埃及已经不是从前安稳的模样,它正爆发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斗争。邵基经历了流亡,对埃及百姓的疾苦终于感同身受。他不再充当宫廷的喉舌,而是坚定地站在民众一边,写起了表达人民对社会制度、民族未来的期盼和努力的诗歌,比如《狮身人面兽》《在金字塔下》等。

在民族独立和争取自由上,他写道:“用烈士们的鲜血染红的手,一定能打开自由之门。”同时,他开始以辛辣的笔触讽刺埃及内部政党的纷争,他写道:“分歧何时了?吵闹为什么?”他急切地希望政党之间放置隔阂,一同对抗外敌,甚至呼吁整个阿拉伯世界相互支持,他说:“在东方我们是同族同文的子孙,我们是同甘苦、共患难的兄弟。”“我的诗是歌唱东方的欢乐,哀叹东方的不幸。”

除了诗歌之外,邵基在晚年开拓了新的文学领域——诗剧。他借鉴了法国古典派戏剧,创作了闻名世界的《克娄巴特拉之死》和《莱伊拉的痴情汉》。这次开拓创新不仅属于邵基,更是属于整个阿拉伯文学。

1932年,这位在19世纪中叶的埃及文学复兴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诗人离世。人们喜欢用“诗圣”来称呼他,因为他的诗歌在文学价值之外,还有更重要的精神力量。

纳吉布·马哈富兹: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

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流芳百世?无外乎爱与希望。爱是对一个人,一个民族,一个国家的热情;希望是对善良人性的呼唤。纳吉布·马哈富兹,都做到了,所以他可以称得起“伟大”。

开罗纳吉布·马哈富兹雕像

◎“三部曲”造就的伟大作家

跟中国的巴金一样,纳吉布·马哈富兹也是靠“三部曲”(《宫间街》《思宫街》《甘露街》)为世界熟知。这三部小说的名字都是他熟知的三条街道,里面遍布埃及开罗最普通的市井百姓。这些人经历了1919年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热潮,在民族独立和谋生之间选择与周旋,最终庞大的民族情怀战胜了所有个人利益。这是纳吉布真正走向国宝级作家的根本原因——热爱民族文化,倡导民族独立,对国家复兴寄予殷切的希望。

纳吉布对于笔下的一切都是熟悉的,因为他就诞生和成长在民族独立斗争最为激烈的年代。他的父亲是开罗的一位官员,纳吉布的生活不存在温饱问题,但并不代表他不能理解人间疾苦。相反,相对舒适的环境让他接触到更多先进的文化,对民主、独立有更为清醒的认知。他比任何人都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,希望做些什么来宣泄这种澎湃的情怀。于是他开始写小说,通过一个个普通的人物生活来勾勒民族斗争的群像。

第一部小说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,他进入埃及的教育部工作不久。小说的时代背景放在了法鲁克国王统治埃及的时期,那时的埃及从辉煌慢慢步入半殖民地的状态,令人心酸的同时又展现给世人埃及曾经的辉煌模样。他希望人们牢记这样的辉煌,这将是为民族斗争的源泉。

20世纪40年代,纳吉布着手创作三部曲,并由此获得埃及国家文学奖。然而他真正被更多人知晓却是1959年的《我们街区的孩子们》,不是作为作家,而是作为新闻里的头条人物。这部著作涉及到了许多宗教的灵魂人物,比如摩西、穆罕默德、耶稣。埃及保守的伊斯兰教徒认为这是对神灵的亵渎,于是抨击纳吉布,并呼吁相关部门禁止这本书刊登和印刷。时至今日,这本小说都无法在埃及用阿拉伯语进行印刷,只能找到英文版。

◎获奖,是认可,也是负担

1988年,纳吉布凭借“三部曲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奖的阿拉伯语作家。他被称为与狄更斯、巴尔扎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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